1998年9月27日，CNN开始播出探讨冷战问题的20集系列节目。有人将之称作对人类历史上这段异常危险和残酷时期的权威评论与分析。《冷战》这一系列被誉为花钱可以请到的最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创作，这些人在对这场斗争双方的主要斗士进行了数百次访谈并对这些访谈的内容加以消化之后，得出据说是有关当年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委的真相。
在同一时间，世界各国媒体也相继推出有关世纪回顾的纪录片。在本世纪的形象即将消失之前，人们仍然对这一百年中经过战火和时间磨砺的记忆有无限的渴求，人们奔向一个崭新的千年的脚步越快，他们回头遥望本世纪中那些零星展现的平静岁月的眼光似乎就越充满渴望。桑塔亚纳有句著名的格言：忘记过去的人必定会重蹈覆辙。虽如历史学家戴维·哈克特·费希尔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名言也许是针对劣政而言的，但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讲，这也不失为一条法则，每个时代的人都会以类似的格言来警戒自己，这也似乎已经成为历史研究及撰写回忆录的当然理由。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纪录片工作者掌握着价值无法估量的资料——近一个世纪的新闻影片、人类学影片以及各种“历史”风景风情片的储藏。在将来，它们会作为具有鲜活影象的历史见证长存世间。对于纪录片而言，这种评价是如此地唯美和令人迷醉。尤其对每一位从事实际纪录片编撰的工作者来说，这也许也是一个可以为之奉献终身的理由。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纪录片”这个词的是英国的电影制片人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片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26年2月，格里尔逊为《纽约太阳报》编辑的杂志上。这个名词来自法语，是法国人称纪行影片（类似于旅行纪录片）用的语言。格里尔逊在给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摩阿那》（这部影片描写了南海土著居民的生活，记录了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常活动）下定义时用了它。实际上，这个名词在1930年以前甚至1926年以前就有人使用过了。电影——既具有“现实”的倾向，又具有“空想”的倾向（梅里爱语）——本来就是作为“纪录片”（卢米埃尔语）诞生的。美国电影如此，前苏联电影中最著名的作品也全部是“有一定程度的记录性，是新生的俄国建设过程的历史性证言。”
早期电影时代的多数作品都彰显着纪录片制作者的辛劳与潜在天赋，卢米埃尔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工厂大门》，也就是后来称之为产业电影的作品，既是电影世界的开山之作，也首开纪录片创作之先河，《伐木人》的作者称得上是风俗画家。在威尼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全景电影”以及之后卢米埃尔的许多摄像师的作品中，纪录片制作者宛如导游员。在《扯下西班牙旗》中，摄制者成了战争宣传员。从那时起，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电影理论家们：纪录片作为一种电影形式，讲述的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它代言的是政治，是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艺术的创作，或者它真实地秉承了它的纪录天职，忠实地纪录下众生百态。
“如果人们希望对纪录片的内容有所理解或想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根据来运用的话，纪录片就需要进行解说，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就是一直造型的表达。”（克里斯蒂娜，伯林克曼《六十年代的美国电影》）。纪录片中描绘的人与事或者是由编导自己去拍摄，或者为了对以往的事件进行描述而使用资料镜头和照片。但这些事件的展示层面的真实基数有几？如果我们找寻历史的知识，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止一个。所谓的新闻报道和同时代的印刷品提供的事实证明，究竟能在纪录片中展现几成的真实，一切都将依赖纪录片制作者的知识水平及其立场观点、政治观念等，尽管纪录片所“记录”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但它毕竟是一种艺术创作，它需要造型，它不是科学，它随着时间的轮转而拥有不同的面孔。
在纪录片任何需要用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的政府，都不会放弃纪录片的政治功能，在前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每周新闻和“纪录电影”就是为宣传赤裸裸的纳粹思想而制作的。我们不能说它不包含历史的或真实的某些成份，它们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无论何时，它们都带着深深的烙印，让人无法遗忘。在当时，它们是作为纳粹传声筒来播出的，而到了苏联时期，剪辑师们把这些素材重新进行了排列，制作出来一部控诉纳粹的著名纪录片《个人法西斯》。一部经典的纪录片往往要求达到改变观众思想意识的目的，它希望表现不经粉饰的事实和立场明晰的政治关系。在凤凰台的《百年叱咤风云榜》中、在中央台的《刘少奇》中，我们都会感觉到历史在这里是那么地仿如戏剧，但却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权威，它要求你相信它并且把它当作教科书来阅读。
也许用“非虚构影片”来界定纪录片更具科学性。我们可以宽容地相信非虚构影片中的题材不是虚构的，而是一种事实，一种存在的搬演。这个世界一直在寻找着的，被编导们认为是重要的和“真实”的而被挖掘出来。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影片来追忆过往，并把它们代代相传下去。的确，人们永远也不可能对所有一切都了如指掌，许多历史中的故事只能让它们永远存在于不肯定中。也许，纪录片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它记录了历史的某些痕迹，而在于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真实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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